广州“钉子户”判决暴露物权保护困境

本报评论员张天蔚 　　今日社评 　　日前，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做出终审判决，广州市猎德村的最后4家“钉子户”，必须将其所住房屋交予“村集体”拆除，所获补偿，则以村股东大会通过的补偿方案为准。至此，4家“钉子户”的法律维权之路已经走到尽头，但由这一判决而暴露出的农村居民物权保护的困境，才刚刚破题。 　　此次判决与以往其他“钉子户”事件的最大区别在于，这是第一起围绕着农村宅基地上的“钉子户”而发生的纠纷和诉讼。而由于我国现有土地制度对城市、农村土地所有权的二元化规定，使这一案件具有与以往案件不同的性质和特点，其中最引人注目的，是《物权法》在面对农村宅基地和地上建筑物时的困境。 　　舆论普遍认为，《物权法》的出台，是中国法制和社会建设的重要里程碑。而一般公众理解，有了《物权法》，自己的房屋和围绕房屋而衍生的一系列权利便有了法律保障。重庆、深圳的“最牛钉子户”，也确实都乘着《物权法》实施的“东风”，实现了自己的“利益最大化”。 　　以上城市“钉子户”能够以《物权法》为武器保护自己物权的基本依据是，按照我国现行土地制度，城市土地归国家所有，但“可以依法确定给单位或者个人使用”（《土地管理法》第二章第九条）。对于城市购房者而言，便是“依法”获得了房屋所占土地的70年的使用权，也因此而获得了对所购房屋为时70年的“准所有权”，也因此而能够得到《物权法》中“国家、集体、私人的物权……受法律保护，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犯”之条款的保护。 　　在这种相对明确的权属关系之下，政府或其他组织能够强迫业主拆迁的唯一理由，便是基于“公共利益”的土地征用。而在私权观念日趋强化的背景下，“公共利益”的界定十分敏感，以至于从《物权法》公布、实施到现在，全国尚没有一起以“公共利益”为名的强制拆迁事件。 　　而此次广州两级法院的判决中，却创造性地出现了“村集体利益”的概念，并以农村宅基地为集体所有，个人只有使用权而无所有权的法律解释，开通了“村集体利益”顺利碾过“钉子户”房屋的坦途。 　　虽然我国现行土地制度明确规定，农村宅基地为集体所有，但按照人们的普遍理解，一般随农村村民降生而自动获得的宅基地，理当享有伴其终生的无限期使用权。因此，人们一般普遍认为，农村居民对自己宅基地上的房屋，享有比城市居民更完全的“准所有权”。但广州市两级法院的判决，却无情地打破了这一“共识”。 　　值得注意的是，如果弃上述社会共识和农村事实沿用的惯例而不问，只严格解读法律条文，则由于农村村民没有以明确的法律程序，将自己名下的宅基地“依法明确给”自己使用，则其所有权确实应为村集体所有。村集体也确实可以以“集体利益”的名义，收回该宅基地和与其不可分割的房屋，并以村集体确定的标准予以补偿，房屋名义上的主人却没有协商、议价的权利。而“村集体利益”相较于边界模糊的“公共利益”，则狭窄和明确得多，只需一次村民集体的投票表决便可。猎德村村民也确实以98.6%的高票，明确了“村集体利益”所在。广州市两级法院对此案的判决，也正是基于上述的逻辑和猎德村村民的票决。 　　但若是这一逻辑成立，则以“集体利益”的名义剥夺某个村民个人对其房屋的权利，竟然完全与《物权法》无涉；《物权法》中所称“国家、集体、私人的物权”，竟然并不包括农村居民的房屋。这也就意味着，我国农村所有村民对其宅基地上房屋的权利，均不受《物权法》的保护。一部千呼万唤的《物权法》，却无法保护占全国2/3以上人口的最大宗物权，如此尴尬的局面，不是缘于法律的疏漏或含混，便是缘自对法律的刻意误读。 　　创造性地提出“村集体利益”概念，并以此绕开敏感的“公共利益”，实现拔除“钉子户”的目标，确是一次巧妙的判决。但如此判决背后的逻辑，却可能给农村居民的物权界定和保护，带来更多的不确定性。虽然中国不是判例法国家，但随着城市边界的不断扩张，围绕农村宅基地上的物权纠纷注定越来越多。如果《物权法》对农村住宅的保护功能已经被废，那么面对“公共利益”、“集体利益”和资本利益的诸多利矛，村民们又能以什么作为保护自己权利的盾牌呢？ (来源：北京青年报)